当法治的价值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均衡功用会日趋显著。

如果将监护职责的履行完全放任于监护人的自由选择，而他人只能在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侵害被监护人权益的事件发生后介入到监护之中，未成年人的幼小心灵常常会遭受难以补救的伤害。（5）未成年人及其他个人或组织可以向监护监督人、法院报告、反映监护人怠于履行或不适当履行监护职责的情事，并请求监护监督人、法院为保护未成年人利益采取适当措施。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第14条关于指定监护的规定，前一顺位有监护资格的人无监护能力或者对被监护人明显不利的，法院可以根据对被监护人有利的原则，从后一顺位有监护资格的人中择优确定。二是在监护监督人之外把监护法官规定为承担一般监护监督职责的监护机关，并赋予监护法官指定亲属会议成员、召集与主持亲属会议的权力[66]也就是说，在梁启超看来，那种自由之俗不是真自由，只是属于野蛮之自由或奴隶之自由的范畴，而只有人民亲自争取而来的、为此可以安享的那种自由之德，才构成文明时代个人自由的实有形态。自此之后，梁启超更为强调国家的有机之统一与有力之秩序的重要性，坦言：今世之识者，以为欲保护一国中人人之自由，不可不先保护一国之自由。罗杰编：《国法学》，东京并木活版所1905年版，第93-97页。

首先，该词没有表达出right等西语中所蕴含的正当性这一层意思。梁启超，见前注[69]，第68页。作为法学范畴的义务指代的现象的范围，实际上应包括权利和权力两个基本概念的所有负面表现形式和内容，即法律义务、职责、责任、无权力。

综上可以说，中国法学界和法学教育界，数十年来接受甚至自觉维护权利义务核心范畴地位的一些超逻辑说法，并不是逻辑和理性的结果，而是长期众口一词、重复无逻辑不理性说法造成的习非为是的心理后果。本文能论及的人和文，难免受笔者个人认识的局限。[13] 同上注，第88、157页。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法学界认定的最核心范畴是权利义务，或其中的权利。

本文作者并不赞成以权利权力作为法学的核心范畴，而是主张把反映和记录人们对权利权力共同体的认识的法权概念作为法学的核心范畴。如果说这些特征是现代法学出现或形成的外在标志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中国的现代法学发轫于清末民初。

道理很简单，作为主观认识的权利权力中心说更准确地反映了中国客观的法现象世界的真实状况，能更合乎实际地引导人们直面中国法治建设过程中的主要现象和主要问题。[43] 不过，现今英国出版的《牛津法律手册》的权利-义务词条中对权利的解说倒是包含这样一段文字：另一类权利是改变他人权利和义务的能力或‘权力，例如当我们签订合同或在选举中投票时。在公法领域，法主要是通过职权与职责来调整与规范国家机关(包括立法、执法、司法、护法机关)自身和国家机关相互之间以及各类国家机关同公民个人之间的关系。李步云教授三十多年前对最基本的法现象和相应核心范畴，与当时的其他学者一样，显然也是定位于权利和义务的。

[39] 不过，我感到，新生代更多法理学者的论著，是循实事求是精神在宪法法律框架下用具体法条中的名词、术语讨论问题，并未显示出明显的核心范畴意识。[6]为了把以权利义务为中心的法理学构想推向整个法学界并使之教材化，张光博教授于80年代中期在吉林大学的青年教师中办了以权利义务为核心来改造原教学体系的法理学研讨班。法学到底重点研究什么，理论法学要有个符合当代中国实际的共识才好。但是，法学者和普通人一样，对完美和更完美、合理和更合理的追求本质上是没有止境的。

张教授当时的期待是，以权利义务为核心改革法规范和法关系的内涵，说明立法、执法、司法的内容和实质，以及权利和义务在各部门法中的具体表现，从而形成法的体系等。[37]确实，他那本书的相关文字，都体现了作者对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具有法律生活全局意义的认识。

所以，谈论改革开放新生代法律学者的法学核心范畴观，首先必须将他们的作品区分为本质主义的和非本质主义的两种。法理学文献显示，新生代法理学者只要直面法律生活事实或研究实际问题，他们就能走出以权利义务为核心范畴的传统分析框架。

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权利和权力尽管在法现象层面千差万别，是彼此独立的两类不同现象，但从它们后面的利益内容乃至财产内容这两个根本的层次看，权利和权力其实是一个统一的实体，只不过这种统一性只能通过人的思维的抽象力才能把握住。拿这个标准来衡量，法学核心范畴方面权利权力中心说优于权利义务中心说。法律关系，根据法律规范产生、以主体间法权关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社会关系。讨论当代中国法学基本范畴、核心范畴的定位有意义、有必要吗？答案是很有意义、十分必要。不论在直接还是间接的意义上说，都不包括社会权力。还有分别标示权力、权利、剩余权的负面利益内容、负面财产内容的各种具体的义务概念，如此等等。

[7] 张光博教授当时是法理学界推崇的权威，但是他表现出了一个著名学者应有的胸襟。在私法领域，法主要是通过权利和义务来调整社会组织相互之间以及各社会组织与自己成员个人之间的关系。

[13] 以上五个方面，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当代中国多数法理学教材将法学核心范畴定位于权利义务的实际情况。2.行政法学，形式上接受权利义务为核心范畴的提法的教材比不接受的稍多。

[32] 李步云：《法哲学的体系和基本范畴论纲》，《现代法学》2019年第1期。至于公法（如前所述，它不包括宪法）领域的各种教材是否接受将权利义务作为核心范畴的框架，总体看来可谓一半对一般。

然而，当时从苏联引进的法学教科书采用的核心范畴实际上还是以权利义务为中心的，而且，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1世纪初。[20] 郭道晖：《权利与权力的对立统一》，《法学研究》1990年第4期。权力在我国法制系统中的具体展现形式，就是宪法、法律中记载的国家权力、职权、权限、公权力等等。例如，当初他对法与权利-义务这组对应范畴的关系是这样论述的：在此，较为重要的有基本人权（生存权与发展权、人身权与人格权），对物的权利（所有权、契约权），政治权利，权力（立权法、执法权、司法权），目的、意图、动机和行为及其结果，违法、犯罪及其责任。

法是通过规定人们的权利和义务，以权利和义务为机制，影响人们的行为动机，指引人们的行为，调节社会关系的。但是，在十多年后，吕教授在这个方面的想法有了根本性转变。

这就像历史上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从感性的、千差万别的商品中先后抽象出劳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并用价值一词将其记录下来、形成价值概念一样的过程。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的行政诉讼法部分。

但是，它指导和协调着全部社会关系或某一领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调整机制。另有新生代学者虽没有明说，但却通过法学作品透露出了这种认识倾向。

这从李教授那时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来：法的规范(或规则)是指具体规定权利和义务(含职权与职责)以及具体法律后果的行为准则,其逻辑结构包括行为模式(权利与义务的规定)、事实假定 (行为发生的时间空间、主客观条件等事实状况的预设）和法律后果(含肯定式后果和否定式后果)三个部分......它从内容上可分为义务性规范、授权性规范、权利义务复合性规范;从特点上可分为确定性规范和概要性规范。该辞典的2006年版重新梳理了历史上的判例和制定法对权利一词有代表性22处运用，词义完全没有了与权力相联系的痕迹。[22] 笔者注意到，已故沈宗灵教授曾在1998年发表论文，特别论述了权利、义务、权力这三个重要术语，在此文中权力和权利是并列、对等关系。再说，声言权利中包含权力，这也主要是20世纪中叶之前欧美法学界一度采用的说法，此后已因不合时宜被逐步放弃，就像从权利义务角度解说法律问题的做法在欧美历史上一度盛行，20世纪中叶后因脱离新的法律生活实际而逐渐销声匿迹了一样。

[40] 同前注23，沈宗灵文。他还强调了权力与权利的差别：国家机关的职权、权力是与国家的强制力密切联系的。

[31] 上述引文表明，李教授当年所持的最重要法现象观是权利义务论，而不是权利权力论，但他面对中国宪法时选择了尊重实在法文本。法学基本概念和命题，按这个进路解说起来会显得比较顺利成章，具体地说，就是语言上不必做超学术、超逻辑强制，社会经济内容上能合理衔接。

4. 以权利义务为核心范畴的安排，没太照顾逻辑和学理的强说，人们接受这套安排，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习非为是和从众心理。另外，以权利权力为核心范畴的提法，仍然孤立地看待权利和权力二者，没能反映和利用法学界已经证明的权利权力是一个统一法学实体（这个实体可以有不同的名称，目前被命名为法权）的认识成果。